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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云時代產生風云人物，60年前剛剛開啟新中國大幕的建設事業，使人才輩出成為可能。在新中國不同時期來到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BIAD，以下簡稱“北京院”）的“八大總”正是這樣一批“巨匠”。我們以為，“八大總”既是建筑界的“英雄”和大師，也有最為平常的知識分子不入史冊的人生。

　　“八大總”由來

　　“八大總”之說源于20世紀50年代，是指北京院八位享譽建筑業內外的老專家——朱兆雪、顧鵬程、張镈、張開濟、楊錫镠、趙冬日、楊寬麟和華攬洪。“八大總”之一、已去世的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曾任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的張镈，在其《在我院創作實踐中的體會》一文中，對“八大總”的來歷曾有詳細的說明：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院有“一長八總”的技委會的管理辦法……“八總”是一筆財富，各有特性。

　　另有一種說法是陳占祥也為“八大總”之一，他從事城市規劃和建筑事業50余年，在國內外規劃及建筑界享有極高聲譽。

　　“八大總”印象

　　“八大總”中每位專家都是業內知名人士，每個人都曾有過顯著的成就和輝煌的人生，無論是工作、生活都給世人留下了很深的記憶。朱兆雪、楊寬麟在建筑結構領域堪稱著名專家，建筑結構業內的“南楊北朱”指的就是他們二位。顧鵬程百歲時身體仍很健康。楊錫镠設計完成的上海百樂門舞廳在上海灘非常有名，眾多社會名流曾光顧于此。張镈大學畢業后得楊廷寶真傳，并在建筑設計行業內取得驕人的成績。華攬洪設計的北京兒童醫院可稱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現代建筑的杰作，他更為中國加入國際建協作出了重要貢獻和努力。

　　因為他們的奮斗，因為他們的奉獻，因為他們為后人留下了永難忘記的記憶，他們的同事、學生對他們有著深深的懷念。這種思念是永恒的。

　　全國建筑設計大師，原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總建筑師熊明曾在回憶中說道：我院以前體育建筑設計以三室為主，總建筑師楊錫镠早在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就頗有名氣，當年還曾主編《中國建筑》雜志。楊錫镠是學結構的，但在建筑設計上亦頗有造詣，在建筑細部構造上尤有獨到的功力。在建國初期建設的北京體育館、陶然亭游泳場等體育建筑上，楊錫镠都傾注了心血。

　　清華大學教授、《世界建筑》雜志原主編曾昭奮對張镈有過這樣的記述：最后十幾年，張镈一直是“維護、奪回古都風貌”的許多建筑項目的設計顧問。因為有他的努力和關照，那些仿古復古建筑的“假冒偽劣”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減輕和收斂，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遺憾和浪費。張镈對傳統的把握，今后也許會有人趕上他，但誕生在這個“建筑時代”的一個精品——民族文化宮所達到的水平，將永遠沒有人能夠達到，能夠超越。

　　楊永生在《中國四代建筑師》中，寫下了對張開濟、華攬洪的印象：張開濟年屆九旬，思維依然敏捷，經常關心建筑界的一些大事，還在不時地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身材高大，戴一副近視鏡，笑起來令人感到十分親切。善幽默，妙語連珠，往往能用一兩句成語或貼切的語句形容一件復雜的事物。他待人誠懇，推心置腹，直言不諱，深得界內和界外人士尊敬。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我與華攬洪有些接觸，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身材修長，面容清瘦，神態沉穩精干，談吐思維嚴密，法文甚至比中文還好，待人誠懇熱情，辦事極為認真。“八大總”中，除華攬洪今日仍健在外，其他七位大師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們留下寶貴的財富卻給后人帶來了數不盡的幸福和美滿。

　　“八大總”精神

　　在近60年的發展演進中，北京院設計機構已將“建筑服務社會”提煉成核心價值觀，她的成就筑成了大師的搖籃。我們抽象并總括北京院20世紀50年代“八大總”的學養、品德以及他們的過人之處，目的絕非僅僅憶舊，而是在于研究“BIAD設計”品牌鑄成的根基。

　　其一，“八大總”的學養和根基值得稱頌。如上所述，他們有20世紀50年代初由上海來京到北京院前身永茂公司工作的顧鵬程和張開濟；有號稱“南楊北朱”的楊寬麟和朱兆雪；有專程從香港聘請回來的張镈等。他們雖專業各異，但共同的是能為建筑“把脈”，能體現出設計大家的風范。這如同書法藝術一樣，筆墨煙云，無聲勝有聲，書家之所以敢以墨點線的運轉來抒發情感，營造意境，正源于深厚的學養及扎實的根基。

　　其二，“八大總”均體現著天堂般純凈的愛國情。前不久，為編撰楊寬麟的傳記書，我們曾多次訪談楊偉成總工程師，從楊偉成的介紹中我們可領悟到這位跨世紀老人的愛國情懷，他的視野開闊與鮮活靈動；能從大量工業與公共建筑的安全型結構設計中感受到，他對工程結構安全度的忠誠是日積月累“配制”而成的，他反映了一個科學大家的無聲吶喊；華攬洪懷著深厚的“祖國情”，走遍了北京東城、西城的胡同，并統計胡同及四合院落內的樹木，繪出了一幅較為完整的北京城區樹木分布圖。

　　其三，“八大總”理論與實踐的才學使之不朽。作為當代建筑師尤其是青年設計師，我們尤其以為，要學習“八大總”的實踐第一，靠作品總括出的學術與思想相融的貢獻。因為，在他們成功的作品（建筑或結構）中，不是靠那些含混、晦澀、歧異的語言來獲取眾人的“思想愉悅”，而是靠理論聯系實際或稱從實踐中總結出理論，來獲得建筑工程設計的一個個敏銳。

　　其四，“八大總”教會我們的不僅有生活姿態，更有一種社會文化哲思。作為年輕人也好，作為較為成熟的設計師也罷，都不可自我放逐，都需腳踏實地的進取和拼搏，貴在要尋到一種理想和創作者的社會文化姿態。如此這般的人會自覺接受諸如“廣義建筑學”和“建筑的科學發展觀”的思路；會在創作與設計時有一種史家的戰略眼光并習用詩家的筆墨；凡事都會在往事、現實與構想之間尋找光亮，這樣的作品才能體現出城市的靈魂。

　　我們之所以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回眸并總結北京院20世紀50年代的“八大總”，并非僅僅是憶舊，重在要為國家、為建筑界撿拾快要遺失的建筑遺產及貢獻。愿人們能從中看到八位專家求實求真的專業精神，領悟到一代大師的風范，像對待建筑文化瑰寶那樣學習并珍視屬于北京、屬于中國的北京院的“八大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