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市委十三屆九次全會審議通過《中共成都市委關于高質量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高水平創造新時代幸福美好生活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系統提出了成都建設“六個公園城市”的示范目標和舉措，即建設“以創新為新動能的公園城市、以協調為新優勢的公園城市、以綠色為新形態的公園城市、以開放為新引擎的公園城市、以共享為新局面的公園城市、以安全為新特質的公園城市”。

　　《決定》對“六個公園城市”的定義，分別對應新發展理念和當前突出強調的安全。如何理解公園城市生成的邏輯？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置于新的時代背景下來認識。在科學技術不斷飛躍的今天，創造一個什么樣的城市生活環境，已成為人類走向未來必須做出的選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轉變的論斷，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闡明了中國城市轉型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公園城市”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面向新時代是建設公園城市的基本要求，公園城市不能簡單理解為“公園”+“城市”的概念。吳志強院士用四個漢字解釋公園城市，“公”是公共性、“園”是生態性、“城”是生活、“市”是生產，概括為“一公三生”，即公園城市要體現人民性，突出生態優先，實現生態、生活和生產功能高度融合。這個解釋深刻揭示了公園城市的時代內涵。本文進一步用“3+1”的維度解釋公園城市建設的基本邏輯。

　　空間維度：重塑城市的生態價值是公園城市建設的基礎

　　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工業文明造就了城市經濟功能與生態價值沖突，也使城市喪失了生態功能作為城市公共價值的基礎。公園城市建設的基礎維度是重塑城市的生態價值，不僅要保障城市擁有更加充分的公共綠地，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空間發展模式上進一步探索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

　　一是，倡導綠色低碳發展模式，保護城市自然生態，維護生態多樣性，樹立生態底線是不可逾越的紅線的發展思維；二是，調整優化城市空間形態，使生態空間與生活、生產空間高度融合，創造更加宜居、健康的城市生活環境；三是，要把城市生態空間價值轉化為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安全韌性能力，充分尊重自然規律，利用好生態空間，增強運用自然解決方案提高城市應對災害風險的承受力、適應力和恢復力。

　　功能維度：重塑城市的社會功能是建設公園城市的支撐

　　重塑城市生態價值的意義不僅在人與自然關系層面，進一步成為人與社會健康發展關系轉換的策源力。宜居城市是當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其前提是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但這只是第一個層面對宜居城市的理解，或者可以理解為是狹義的宜居城市的概念。廣義的宜居城市則是城市社會再生產功能的重塑，不僅要通過宜居城市創造城市的吸引力，更要培育城市養育人、培養人的文化、教育功能，這是城市得以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將城市的生態價值和社會功能融合，這在當今現代產業體系再造的環境中顯得更加重要。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現代產業體系是實體經濟、現代金融、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再造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視角，而要與人力資源的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這就需要城市社會功能的重塑作為支撐維度。

　　動能維度：重塑城市的創新活力是公園城市建設的核心

　　公園城市建設目標是重塑城市發展的經濟動能，這是公園城市建設的核心。人類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經濟基礎，城市發展離開了經濟動能，城市也必然走向衰退。公園城市生態價值的確立及向社會再生產功能的轉化，最終要轉化為城市創新活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我們一般講“有風景的地方才有新經濟”，“產城人”向“城人產”關系的轉變，都講的是新經濟環境下城市經濟發展的新邏輯，但背后都離不開城市生態價值作為基礎維度、城市社會功能作為支撐維度。

　　因此，成都的公園城市建設要與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新技術革命和新經濟轉型的契機，把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和安全觀與公園城市建設統一起來，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創造新時代幸福美好生活結合起來，轉化為推動區域發展的新動能。

　　治理維度：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是公園城市建設的保障

　　把城市治理問題放在最后，恰恰是因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是最重要的，這是真正發揮公園城市示范效應的保障維度。公園城市建設不僅是從生態功能對城市物質層面再造的過程，也是城市社會功能、經濟功能和城市發展模式系統性、綜合性的變革。

　　建設公園城市是發展理念、空間形態、經濟動力、治理模式全方位轉型過程。但什么是城市治理能力？或者怎么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可以統一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上來，即以人民為中心，貫徹新發展理念，體現“一個尊重、五個統籌”。“一個尊重”，即尊重城市發展規律，尊重城市發展的自然、經濟和社會規律。“五個統籌”，即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就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標準。

　　（作者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