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健康人居與未來城市國際論壇暨第十一屆園冶高峰論壇于3月28日落幕。在期間的室內設計與公共藝術論壇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陜西省土木建筑學會環境藝術設計分會理事張鴿娟女士發表題為《西北鄉村“共同營建”的動力機制及過渡模式探討》的演講，分享了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西北鄉村的基層實踐，并通過多個典型案例，對鄉村營建的動力機制和基本模式進行了詳細分析和介紹。

張鴿娟在室內設計與公共藝術論壇演講

　　一、西北鄉村——機遇與困境

　　現階段，西北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面臨著比較明顯的優勢和劣勢，即國家層面的利好政策和當地特殊的地域特質，且優劣都十分顯著。

　　“鄉村振興”戰略自提出以來，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展到全面推進的狀態。西北鄉村的人居環境建設在基層實踐中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成為各學科領域共同關注的話題。其中很大一部分鄉村作為國家脫貧攻堅 “精準扶貧” 政策的重心，得到了政府“輸血急救式”的扶持，國家層面的這些利好政策對西北鄉村后期的發展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西北鄉村的地理條件比較特殊，發展相對來說比較落后，在資源稟賦、政策制度、組織力量、經濟實力等方面，也與南方地區有著明顯的差異。所以，在鄉村營建的實施普及、高速高效和良好的社會效應方面，與南方一些鄉村發展相比，顯示出一定的差距。

　　二、共同營建——鄉村建設模式

　　鄉村景觀作為社會的、文化的、生態的、動態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其影響因素的多元性、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對其問題的解決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在多方協作下進行。在這種背景下，共同營建就顯得尤為必要，即需要地方政府、規劃者、社區村民以及社區組織、外來經營者、非政府組織等多元化的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一起實現多方利益的最大化。

　　對于設計專業人員來說，需要把握鄉村研究界限的模糊化與跨學科聯系所帶來的機遇，將自己作為多方協作中發揮溝通協調作用的關鍵單元，重新定位自身在鄉村建設中的身份和立場。

　　三、動力機制——動力系統要素及正向因果鏈

　　鄉村營建的動力系統是由多要素組成的多輸入、多輸出、多控制變量的開放系統。

　　因此，對于鄉村營建的動力機制的研究，可以借用系統動力學的視角，對鄉村營建的各個動力要素進行相應的因果分析。分析系統內部各動力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和反饋回路，對于完善和改進多方主體參與鄉村營建的途徑及辦法，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系統具有重要的意義。

　　鄉村營建的動力系統包含兩大方面，一是內生動力，一是外源動力。

　　內生動力是在鄉村的自組織作用下產生的，其要素包括村民、村委會、集體合作社、鄉村精英等，它們遵循自然規律，在鄉村的發展過程中通過自我調適，有序發展，最終達到穩定延續的狀態。外源動力屬于它組織力量，是通過村落外部相關利益主體（如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等）的政策引導、統籌建設、文化培育、投資經營、參與營建等對系統起到一定的干預。

　　鄉村的營建就是在內生動力和外源動力的作用下共同進行的。政府組織的自上而下的建設有一定的規范性和秩序性，這是它的優點，但也會出現干預方式不當等問題。而從村民出發的自下而上的建設，對鄉村來說是有著很好的適應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村民的話語權比較弱，大家比較偏重關注自己的個體利益，對集體利益及其發展關注不夠，所以說鄉村營建需要兩方面的動力。

　　只有通過內外兩種力量之間良性、正向的相互作用，才能激發潛能，形成耦合關系和互動格局，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提升，在達成共同目標的過程中相互依賴并相互促進，最終實現村落營建系統的良性循環。

　　四、不同動力主導下的村落“共同營建”模式

　　鄉村的共同營建因為動力主導的主體不同，它的類型是不同的，大致來說分為三種類型：

　　（1）政府主導型：政府引導、規劃先行、示范推進。

　　（2）社會力量介入型：社會精英、設計團隊、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介入。

　　（3）自組織發展型：村民、村集體、鄉賢等內部力量自下而上促進鄉村建設。

　　不同角色組合的協作系統適用于不同的鄉村地域發展環境及鄉村社會組織現狀，其中設計師始終充當著在各方之間進行溝通、協調的角色。

　　我們在對西北鄉村進行了大量調研的基礎上，整理出西北各地為數不多的典型案例，分別可以作為上述三種類型的代表，對于典型案例“共同營建”的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借鑒，有助于鄉村營建在西北地區更廣范圍的推進。

　　五、典型案例分析

　　1.政府幫扶下的鄉村規劃建設示范村——青海省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景陽鎮土關村

　　土關村是土族、漢族、蒙族多民族混居的傳統村落，干旱少雨，土地貧瘠，環境特別惡劣，當地也缺少產業支撐，發展比較緩慢。

　　這個村子后來共同營建成效特別好，究其原因，是因為政府扶持的背景。2016年，住建部確定了對包括青海省大通縣、湟中縣在內的四省市的定點扶貧工作計劃。在2017年底決定在定點幫扶的四個貧困縣各選一個村開展鄉村規劃示范，通過示范探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共同締造”鄉村治理模式。

　　在這種共同締造的模式下，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當地的縣政府和鎮政府則作用于啟動資金和人力的支持。另外，還有一個很強有力的專家團隊——北京建筑科技大學設計團隊，他們駐村設計，指導實施，還組織村民進行了大量的參觀、學習、培訓等工作，提升村民的素質。在企業方面，2018年8月，中國燃氣集團在村子推進了“氣光儲一體項目”，即利用青海豐富的光照資源，為村子的振興和脫貧提供重要的基礎支撐。

　　在村民參與方面，經過專家團隊的前期動員，村委和黨員帶頭，自發清理村子的公共環境，村民的積極性得到很大提升，繼而形成輻射效應。在“共同締造”建設模式下，對村子里的民居進行了修繕整治，外墻加了保溫層，內部庭院增加陽光間。在村子的公共環境部分，主要是將房前屋后的一些廢棄的土地進行整治，開辟了菜園、花圃、農田等，并用當地的傳統材料修建了圍墻和欄桿，鋪設了道路。在基礎設施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設了停車場、健身設施，天然氣、排水戶廁問題也得到了改善，現在這個村子已成為青海省的省級環境衛生示范村。

　　在公共活動場地方面，設計團隊和當地工匠共同參與建造了民俗館，采用的是傳統的生土建造技術，樣式上吸取了當地傳統民居的一些元素，室內是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展示；產業發展方面，主要是計劃農田升級和觀光體驗項目，對當地的土族盤繡產品進行開發利用，以及生土建造技藝的培訓輸出等。

　　土關村“共同營建”的動力機制主要是在政府扶持下進行的，通過政策先行還權于民，然后大家共同建設，在建設過程中通過規范政府治理，提高整治水平，最終達到再造鄉土景觀、重構鄉村秩序的效果，整個機制秉持的是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的理念。

　　2.自組織力量推動下的“袁家村模式”——陜西省禮泉縣煙霞鎮袁家村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自組織力量推動建設的案例，村子的自組織營建的領導者是村支書領導下的村委會作為主導力量，然后加旅游公司的組織形式，在村民參與方面主要是充分發動鄉村能人，成立了各種合作社，以入股分紅的形式制定相關措施，激勵村民全員參與，以“傳統+現代”結合的方式，為村民提供了多途徑的參與平臺。

　　自2007年積極打造“關中印象體驗地”主題旅游以來，袁家村在村自組織力量的主導下，復建典型關中民居和街巷，集中展示關中地區傳統鄉村生活習俗和生產活動，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旅游服務體系。傳統的民俗、飲食、技藝等被重新發掘，在村落街巷和民居院落中進行展示，給游客以充分的感知和體驗。

　　在人才引進方面，自組織管理下的內生力量以開放的態度積極吸納外源力量，使村落在建設和管理方面更為完善。比如，從2018年開始實行的面向全球的袁家村實習村長的招募計劃，吸納各方有志于鄉村建設的人才參與到袁家村的鄉村營建工作中。另外，袁家村作為鄉村建設主題大會的主辦場地，吸引了關心支持鄉村發展的國際機構、社會組織、經濟實體、研究智庫、傳媒先鋒等的關注和交流，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時，還為村子吸納了更多的資金投入和民間智慧。

　　袁家村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它的自組織共同營建機制，在鄉村精英的引領下，它的自組織管理能力愈發完善，再加上政府的有限引導，村民合作社作為其中的紐帶，以及外部的社會組織和民間資本的引入，大量人才的積極參與，最終達到良好的循環狀態。

　　3.社會力量介入下的農業文化遺產地村落——陜西省榆林市佳縣朱家坬鎮泥河溝村

　　泥河溝村是社會力量介入營建的典型代表。該村位于秦晉大峽谷和泥河溝峽谷，南邊是黃河，山懷水抱。泥河溝村有耕地900余畝，棗林1000多畝，紅棗是當地村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村子外圍沿黃河的灘地上有36畝千年古棗園，因為其獨特的棗糧間作灌溉系統，以及當地獨特的農藝民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泥河溝村的營建也因此吸引了社會各界力量的參與和支持。

　　在專家學者團隊參與方面，來自北京的中國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在香港樂施會慈善基金的支持下，進行駐村參與式調研，搶救瀕危的生產技藝和生活記憶，并立足當地特色，在村子組織“愛棗協會”，開辦“泥河溝大講堂”。此外，北京的設計團隊“原本營造”建筑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也駐村進行設計，與村民共同營建，建成了棗園石墻、棗園旱廁、棗園小學改建等項目。在項目建造過程中，村民作為項目施工中的石匠、瓦工、木工、電工、小工等積極參與其中，在恢復和改良當地技藝的同時，凝聚和重建了村民對于村落建設發展的信心。

　　在政府方面，榆林市旅游發展委員會對村子進行扶貧思路的指導，佳縣古棗園“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工作小組落實對古棗文化遺產的相關保護和管理工作，還有駐村幫扶工作隊，他們會定期組織一些文化節慶活動。

　　在外部力量的發動下，村落的營建工作得到了村民的積極配合，包括鄉村精英、村委會和村級各組織，他們對村民進行栽培技術的培訓，發動、鼓勵村民建造民宿，建立紅棗科技示范觀光園，成立紅棗經濟合作社，幫助村民發家致富。

　　另外，團隊合作并配合政府牽頭，打造了古棗園休閑農業旅游，還有“千年油棗”的品牌戰略計劃，對產業鏈進行了延伸，并舉辦古棗園文化節進行文化賦能，組織棗園研學文旅活動進行經濟運營的提升。

　　這種社會組織參與下的動力機制，是以非政府的外界組織作為外源力量，然后通過跟政府合作形成一種合力，共同激發村民的文化自覺意識，通過這種方式來復育當地鄉土文化，最終實現共同營建。

　　通過上面三個案例，我們可以發現，鄉村的共同營建以及營建效果，是受特定的因素影響的。

　　一是政府的介入方式，是間接管理、直接接管還是多級管理。政府對村落的統籌管理具有穩定性、規范性，但村民主體處于弱勢地位的現狀難以改善，因此需要明確政府作為外部動力引導、服務和促進的角色定位。

　　二是內生力量的完善程度，這十分考驗村委會的組織能力和管理經驗。成熟穩定的自組織是村落營建持續高效的核心因素，在外部力量適度干預下可以自主健康地發展。

　　三是社會力量干預的有效性，社會力量干預必須要有政策的支持，另外一定要有村民的接納，然后他們不僅可以為村落營造提供一些專業指導和技術示范，同時還能夠對村子的自組織發展能力進行培育和培訓。

　　六、實踐與反思——“過渡模式”的提出

　　上述幾個村落屬于典型案例，在政府扶持、自組織能力、社會力量介入方面均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對現存的大量西北普通村落而言，由于各方面的動力不足使其發展處于被動、滯緩的狀態，所以，“共同營建”如何推進、實施，是這些普通村落共同面臨的難題。

　　下面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嘗試參與的兩個項目。

　　1.安康旬陽縣湛家灣村

　　湛家灣村是陜南的山地村落，在歷史上是一個移民搬遷的傳統村落。近年來，在美麗鄉村建設政策的號召下，這個村子的村民被整體搬遷到鎮上居住，現在留守的多是老齡人口，整個村子的風貌保存比較完整，但產業凋敝，人居環境也比較衰敗蕭條。

　　我國的大量村落所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就是空心化、老齡化現象，湛家灣村也一樣，發展面臨著很多困境，外源動力缺乏，內生推動力微弱，始終處于被動、滯緩的狀態。

　　我們嘗試以跨越專業的視閾，以物質空間的設計為觸媒，組織搭建一些參與平臺，宣傳培育村子的自組織力量，再協助納入一些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建設這個村子，目的也是想要探尋能夠促進傳統村落的人居環境、產業經濟、文化傳承、社區組織等體系建設整體發展的路徑。

　　我們團隊先后多次進行駐村調研，對各級政府部門進行采訪，做了意見收集，多次組織村民大會進行相關的宣傳培訓工作。在項目階段性設計過程中，我們在縣建設局、鎮文化站和村委會之間搭建了溝通協調的橋梁，進行了民居改造、公共建筑環境的改造等，在制定方案的過程中充分吸取村民意見，結合村民的意愿進行設計以及修改，最終形成了方案的定稿。

　　政府方在村落基礎設施、文化建設，以及扶持鄉村產業發展等方面明確了支持政策；住建局的古建研究專家、旬陽縣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分別在歷史建筑更新、農產品加工技術指導和產業幫扶等方面進行了技術性支持。各方共同就構建新型合作社啟動房屋修建資金的方案進行了討論，并達成一致意見。

　　但最終的結果是，這個方案因為各種原因并沒有得到實施，因為在這種各方面力量和資源都很普通的村子嘗試共同營建的實施，面臨著很多困境，比如“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賦權不足和村民主動性缺乏，山區落后的條件難以吸引外部社會力量的支持和介入，以及村民自身的局限性等。

　　我們對項目的實踐和研究過程進行了反思，并思考了了普通村落的發展出路，覺得前面講到的那三種典型模式，對普通村子都不適合。對普通村子而言，需要一種“過渡模式”：政府在初期以強干預的形式介入鄉村，在政策、資金、教育等方面先提供健全的保障，進行“輸血式”扶持資助，積極推動項目的發起，賦權設計方和村民；后期可逐步減少介入程度，降低對項目的影響并減弱控制力，通過政策支持和宣傳吸引社會精英、企業、社會組織加入村落建設項目，向村落輸入資金技術等，幫助鄉村重構社會網絡，促進村民參與，扶持村落內生力量發展；村自組織在不斷吸納人才的同時，加強村民自身管理和經營能力；在此過程中，設計師需要具備除專業能力之外的社會工作技能，在組織共同營建的過程中，同時重建和積累村落社區的人際關系，實現村落發展所需的文化凝聚、身份認同和集體價值認同。

　　所以，政府宏觀引導、設計師“幫忙不添亂”、村民有組織集體參與、納入企業、開發商、文人創客等非政府組織等潛在多元主體力量形成“鄉村發展共同體”，組織村民進行各種技能培訓和輔導，并搭建相關網絡平臺，引進現代科技等，才能最終實現以村民、村集體為內生性主力“自下而上”“自我造血式”的發展。

　　2.寧夏固原市涇源縣香水鎮米崗村

　　米崗村位于寧夏六盤山的主峰米崗山下，是六盤山旅游的必經之地，也是政府“閔寧共建”政策的幫扶對象，吸引了很多企業家、公益組織和志愿者的聯合參與。米崗村有自己的本土資源，除了旅游資源外，當地村民在扶貧專家的支持下種植可食用玫瑰。

　　這個項目我們團隊參與了一部分工作。雖然規模比較小，但相對來說收獲還是挺大的。共同營建的平臺由寧夏大學的專家團隊、作為運營者的“青年空間”創業者、作為投資者的企業老板，還有兩家公益組織組成。

　　在組織關系上，村民是主體，村委是領頭羊，外來力量是賦能者，地方政府主要擔負方向引領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多方協助下，村子的經濟、文化以及環境等各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在產業發展方面，主要以玫瑰花為主來發展第一、二、三產業，如玫瑰花餅、玫瑰花醬的線上線下銷售；然后還發展民宿產業、美食產業以及觀光產業。公益團隊通過組織支教活動以及有聲語言藝術公益項目，對村子進行文化介入。我們團隊作為環境設計專業的學生志愿者對村子進行了建筑改造和環境更新的一些實際性工作。公益組織與建設團隊在村委的支持下，幫助有意向發展農家樂的村民進行培訓指導，帶領當地大學生和志愿者用紅領巾作為指路標引，系在樹上，為想要爬山的游客引路，并推出村莊公眾號積極為米崗山旅游做出宣傳。

　　米崗村的營建活動不僅給村落環境等外部形態帶來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作為村莊的核心生產力——村民的動力也在這次活動中被喚醒，村民自身也因為幾個月的營建活動影響對本村發展的態度，將村莊的發展和自身聯系起來，自我意識開始覺醒。

　　現在，這個村子有了前期的很好的啟動引擎，雖然后期投資企業和部分公益組織相繼退出，但是在鄉建活動中，激發了鄉村村民自發營建家園、發家致富的熱情。米崗村的旅游客源不斷，在團隊幫扶下成功運營的四家農家樂目前仍然在繼續營業；寧夏吉慶公益對米崗村的教育支援持續進行，為米崗村捐贈了一個公益圖書館；本村大學生申請到了北京益微公益組織資助的短期支教項目——西部陽光活動；村民在團隊支持幫助下成功銷售出了玫瑰花月餅產品，全村開始種植玫瑰，被承包轉讓的玫瑰加工車間也開始正式運營。

　　七、感悟和期冀

　　由政府主導逐步過渡到村落自組織營建，期間需要多方力量的協同合作，通過政企合作扶持、公共組織介入、社會資本引入、鄉民鄉賢自發建設等，可以扶助村落形成新的自組織系統。

　　對于我們設計專業人員而言，雖然是以設計師的身份介入鄉村營建實踐，但我們的設計行為需要超越傳統的形態及美學范疇，嘗試在鄉村的政策導向、利益主體、建設組織之間統籌均衡，以開放的姿態面對設計與鄉村的資源開發共享、文化傳承互動、產業更新轉型、社會治理機制等之間的關聯，在不同學科的交叉口和交接處去觀察、發現、思考和行動，并關注村民需求，促進村落主體利益的最大化，讓鄉村的主人獲得幸福感，才有可能實現綜合的鄉村價值再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