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勢期待恢復的千年古銀杏

城市健康森林

　　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任何一座城市，園林綠化都是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現代化建設中無可替代的為環境增“顏值”、為經濟增“產值”、為文旅增“商值”、為“三感”（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價值”的生態產品。

 　   人與樹是生命共同體

    　只有園林綠化，才具有豐富的季相變化、絢麗的景觀形象、優雅的游覽氛圍、清潔的休憩環境、靜謐的交流場所。園林綠化充分彰顯獨具的綜合性、公共性、包容性。

 　   所有這一切都源于生長于各類綠地中的各種植物，有賴于以植物為主體營造的園林綠化環境。

 　   沒有園林植物，也就沒有城市綠地。沒有城市綠地，何來園林綠化？沒有園林綠化，城市與《寂靜的春天》及“鋼筋水泥”“碉堡”式的“鴿子籠”有何區別？失去綠色生命的城市化還有何價值和意義？

   　 這是一條演繹嚴謹的人與自然（植物）相關性的生態邏輯鏈，更是一條人與自然“命脈”體系完整的生命共同體的邏輯鏈。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

 　   將人的命脈最終落點于“樹”，這是個大寫的“樹”，更是與人的命脈緊密相連的“樹”。這無疑是對“人類從森林中來”最精準的詮釋，也是對“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最鮮明的路徑指引。

 　   植物健康是一切問題的源頭

  　  園林綠化建設的業態序列表明：任何一塊城市綠地的產生、城市園林綠化的形成都離不開建綠、管綠、養綠的循序漸進“三部曲”。

 　   其中，包括功能各異的11種主要業態。

　    在建綠環節包括規劃設計、苗木繁育與供應、綠化工程施工、施工環節的跟蹤監理。

　    管綠環節則有一條貫穿綠地建設全過程依法治園的紅線，包括政策管理、制度管理、園務管理。

  　  養綠環節突出的是技術管綠，有技術管理、標準管理、信息管理、設施管理等。

 　   就城市綠地建設的生產節奏而言，建綠是基礎，主要任務是保植物成活，生產的是綠地樣品；管綠是完善，主要任務是保綠地安全，生產的是綠地成品；養綠是規范，主要任務是保綠地植物發揮正常功能，生產的是合乎標準規范的綠地產品。

 　   城市綠地和園林綠化的“建、管、養”完成從綠地樣品到成品再到產品，是市場生態產品供需關系（結構）中的“供應端”，必然也會存在是否不充分、是否不平衡的問題，還有需求方是否滿意、是否適應的矛盾。

　    這是反映在城市園林綠化建設和發展方面的主要矛盾。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呢？當然是植物健康！

　    園林綠化的功能和績效表明，對于任何一地園林綠化的生存質量，養護管理功不可沒。“三分種七分管”這句原本起始于農林作物的“祖訓”，也的確是至理名言。

　    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越來越深入，園林綠化中許多現實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已不是簡單的“三七開”就能解釋、解構和解決。

　    難道園林綠化中的“養護管理”不就是“植物保護”？

 　   難道植物保護不就是綠化養護？

　    這種觀念過去是。當植物保護只有防治病蟲害單項業態時，這個“等式”能成立。

　    現在不是。當植物保護立足于園林植物健康時，就不是末端的養護能承擔得起，包攬得了。

　    養綠不等于“保綠”“升綠”。

 　   對于綠地建設發生在“源頭”和“過程”中對植物錯誤處置、造成的健康傷害及安全隱患，養護管理既不能規避，也不能緩解，還無力治療。

　    例如，綠地中相鄰植物因生性“相克”而自殘或互殘致衰，完全是建綠初期綠化設計植物配置對植物“化感效應”的忽略或無知所致。

　    無視植物根系深淺屬性，將深根性植物種在布滿各種管道網線或者棚蓋后的車庫、地下室的土地上。

　    將陽性喜光植物種在高大密布的建（構）筑物陰面，或將忌水濕植物種在高水位或近水地域，或將偏酸性植物種在高鹽堿土壤中。

 　   對包裹土球的金屬網扣、化纖包皮、油氈草墊置入樹穴（坑）后不剪不破不清除。

　    由于“溺愛”或無知，對陸生植物過度深埋、過度澆灌、過度施肥噴藥造成植物窒息性傷害和藥肥傷害。

　    檢疫性病蟲苗木（植株）不經（或草率）檢疫檢驗，擅自進市入土，成為病蟲害傳染新源頭……

 　   以上諸如此類導致植物衰弱、枯萎、夭折的“帶病工程”，完全是前期規劃設計、植物配置、供苗“雙檢”、施工和監理缺失所致。對此，“末端”的養護管理面對樹木已經定植入土的“既成事實”基本無能為力。

  　  園林植物有生長發育生理特性和生命習性，同自然界包括人類在內其他所有有生命體征的生物一樣，需要健康和安全。

  　  經過“建綠、管綠、養綠”形成的城市綠地，進而匯聚成城市園林綠化，更需要“保綠”和“升綠”。這是城市建設中“唯一有生命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必然路徑和關鍵舉措。

　    包括園林植物在內，生物界追求“優生優育”。這是一條“物競擇優”的進化鐵律，無論是“優生”還是“優育”，核心就是“保質”。園林綠化“保質”的關鍵就是“保綠”“升綠”。

　    任何一塊城市綠地的植物從栽種的那一刻起，它生長的每一個階段、發育的每一個環節都面臨著來自生物性和非生物性方面的健康和安全威脅。因此，園林植物需要保護。

　    長期以來，園林綠化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都充分表明：植保問題的核心是環境問題，環境問題的本質是生態問題。

　    所以，保植物的內核就是改善環境優化生態。但是，此行的理念切入點在哪里？實踐的著力點又在哪里？

　    傳統的園林植物保護是從傳統的“農保”“林保(森保)”衍變延伸而來，有農林植保的“基因”，但由于產業屬性不同、植物“生境”不同、保護對象不同、運作體系不同，故不具備農林植保的體制和機制優勢。

　    傳統的園林植保長期被納入養護管理，作為其中一小部分生產性業務予以調度和安排，主要以使用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群眾俗稱“打藥”）為基本業態。這的確是十分典型的城市園林綠化建設“末端”業態中的“末端”業態。

　    在整個20世紀，這種狀態很“正常”，且已相沿成習，也的確對各地治病滅蟲維護綠化成果作出過貢獻。但是，并不科學。尤其在建設生態文明、改善人居環境、實現綠色發展的今天，傳統的園林植保從理念認識到行為實踐已很不適應，負面影響已明顯大于正面效果。

 　   植物健康貫穿園林綠化全過程

 　   末端的打藥治蟲，不能解決植物健康這一根本性問題。

　    第一，化學農藥可以快速有效地毒殺植物的許多病蟲害和雜草，但它是一柄“雙刃劍”。長期以來依賴化學農藥防治，已經產生污染環境、殺傷天敵、增強病蟲害抗藥性等突出的負面效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地防治所有植物病蟲害和雜草。所以，化學防治不能與防治病蟲害畫等號。

　    第二，防治病蟲害也不等于防控有害生物。病蟲害在植物有害生物中并非唯一和全部。有害生物是一個范圍很廣、涉獵物種很多并以人的利害關系為劃界標尺的經濟型生物類別的概念。除病蟲害外，還有許多需要防控的其他“靶標”，如肆虐于草原、林地的鼠、兔，以植物為食物的蝸牛、蛛形綱動物葉螨（紅蜘蛛）、部分嚙齒類野生動物、外來入侵有害生物等。

 　   第三，防控有害生物也不等于實現了植物保護。除各種有害生物外，還有許多業已存在多時、不斷新生和增生的“城市病”在侵蝕植物健康。這些對植物產生的“環境脅迫”以及“環境脅迫”與有害生物惡性互作，相互疊加，其危害、隱患、后果往往比單純的有害生物更甚，更不易察覺。

　    “環境脅迫”加害園林植物，不傳染，但會傳播；不流行，但會蔓延。例如，各種自然災害及其災后的“次生災害”，各種對城市綠地人為的機械性、生產性、生活性污染，各種面源性及突發性肥害和藥害，各種隱性和顯性的綠地土壤質地惡化，城市“熱島”和“溫室”效應，人為的滯后管理和對異常現象的誤診誤判……

　    這些問題不僅時有發生，而且普遍存在。城市園林綠化各種植物原本對氣、水、土各種污染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吸納、滯留、凈化、解構、稀釋的功能，但一旦這些污染源（物）強大到超出植物吸納凈化能力和閾值時，各種植物自身就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所以，無論是自然資源的保護，還是生態環境的保護，或是城市人居環境的保護，氣、水、土的治理與城市園林綠化密切相關，與植物健康直接相關。

  　  “環境脅迫”傷害對植物健康和安全較之有害生物更甚，對綠地破壞更深、更廣、更頻繁。

 　   曾有學者指出，21世紀世界風景園林的中心在中國，21世紀中國風景園林的重點在保護。

   　 新時代新形勢下的植物保護必須摒棄舊的觀念和習慣，將植物保護的“關口”前移，從“末端”向“源頭”和“過程”發力，植保從“養綠”向“建綠”“管綠”切入，樹立全域性保綠的園林“大植保”的理念。

 　   其特質和著力點就是植物保護必須貫穿園林綠化全過程，融入園林綠化全業態，覆蓋園林綠化全方位。

 　   這樣做，職責上是對園林綠化建設和發展“增綠、提質、增效”的使命擔當，行為上是為園林綠化“高質量發展”保駕助力，本質上更是對城市園林植物生命的珍惜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