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祥在進入2017年以后一直想控制公司的人員規模和業務的發展速度。

　　金永祥是大岳咨詢公司的總經理，在2017年年初的時候，他判斷中國的PPP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指的是，PPP已經進入需要進行費價制度改革的時候。

　　于是金永祥就有意識地控制公司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其后的變化也符合了金永祥的判斷，無論是財政部的50號文還是78號文，都在不斷明確這樣一個信號：加強對不規范PPP的約束和管理。

　　7月31日，財政部召開進一步推進PPP規范發展工作座談會，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在當前嚴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形勢下，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場機構對PPP發展前景表示擔憂，認為政府付費類PPP與政府購買服務一樣，都屬于被政策限制的范圍；事實上，中央始終將PPP定位為一項長期性、系統性的改革，當前提出的一些政策要求，是對短期內一些錯誤認識和違規行為的修正，有利于PPP事業的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

　　金永祥告訴經濟觀察報，這與他年初的判斷是一致的，現在做PPP的就是三方：政府方、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方，現在政府一方最重要。

　　金永祥判斷，PPP經過三年的快速發展，市場已經開始發揮自我調節作用，進入優勝劣汰的階段。

　　新階段

　　2016年是PPP快速發展的一年，金永祥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2016年底公司人數達到四五百人。簽約合同數也是大幅增長,2013年有50來個合同 (啟動之前),2014年大概是101個，到2015年的時候是245個，2016年達到400多個，2017年會再漲到600個。

　　但是，到了2017年，金永祥認為PPP發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特別是在項目中發現，都需要做兩評方案，另外好多項目簽完約后并不落地，開不了工。兩評方案是指，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評價，在評價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已經離地方政府財政支出10%的上限越來越接近。財政部在2015年4月印發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可承受能力論證指引》中明確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

　　金永祥判斷，這其中會出現部分項目操作不下去的情況，然后就是有些項目簽約就沒開工，大部分簽完約在那放著就變成假項目，做不下去了。

　　金永祥給出了必須進行費價改革的理由。他表示，如果不進行費價制度改革，就無法真正推動PPP沿著市場化方向真正走下去?？纯船F在ABS（PPP項目資產證券化）為什么做不下去？就是因為市場對項目沒有信心。為什么沒有信心？還是因為沒有現金流。現金流從哪兒來？政府使用者付費。政府沒能力付費了，做那么多項目，政府哪有那么高能力付費？讓使用者付費就意味著公益項目也得收費，讓過去價格不到位的逐步到位，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盤PPP的大棋才能盤活。

　　金永祥認為，PPP項目一半開不了工的原因是項目完不成融資。完不成融資的原因是沒有收費和價格制度改革。

　　政府付費項目的減少，是否意味著PPP增速的下降？在財政部PPP中心的最新一期季報數據顯示，在財政部PPP項目庫中，政府付費和政府市場混合付費項目數8,625個、投資額11.4萬億元，分別占入庫項目的63.6%和69.5%，占比穩定。

　　10%的難題

　　財政部在2015年印發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其中一條規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省級財政部門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確定具體比例，并報財政部備案，同時對外公布。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認為PPP發展不規范可以歸納為“四個問題”：其中一條就是支出上限“虛化”問題。對于PPP項目支出責任不得超過預算支出10%的規定，一些地方政府認識不到位、把關不嚴、執行不力，還有些地方政府能力不匹配，對當地財力和支出責任測算不準確，導致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流于形式，失去了“安全閥”功效，很可能加劇財政中長期支出壓力。

　　金永祥此前就判斷，在PPP項目中財政支出的空間已經到了邊界，大家都懷疑財政還不起錢，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經引起眾多關注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財政支付能力確實承受不小的考驗。

　　一位PPP專家對經濟觀察報表示，PPP項目政府支出事項會增加未來政府支出負擔，過多項目可能導致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從而帶來債務風險的隱患。正是為了防止PPP項目政府支出事項過多而催生債務風險，財政部發文作出規定，PPP項目需要從一般公共預算中安排的支出應當嚴格控制在10%以內,這主要就是防止地方政府超出財政承受能力大量上馬PPP項目。

　　在上述PPP專家看來，政府付費和使用者付費項目成本均是受益者負擔，但現階段從防控風險角度考慮以使用者付費項目優先為宜。無論是政府付費，還是使用者付費，只要是公共服務項目，其成本最終都是受益者負擔，一種是通過向社會公眾收稅支付費用，另一種是通過向特定的受益者收費支付費用。從受益對象看，政府付費類項目公共屬性更為突出，外溢性更強，更具有大眾性和普惠性，是地方政府更應優先支持的領域。當然，這要進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不可不顧財政承受能力。

　　考慮到經過三年多突飛猛進的發展，各地PPP項目政府支出事項已普遍逼近10%紅線，根據現階段“防風險”主基調，應從嚴控制新上馬政府付費類PPP項目。

　　史耀斌在7月31日的講話中強調，要重點把握好PPP工作的“四條線”，其中一條就是要嚴控“紅線”。要強化財政承受能力論證10%“紅線”的硬性約束，統一執行口徑，加強信息公開。所有項目都必須在PPP綜合信息平臺中，及時公開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報告及有關數據。未按規定公開的，要從項目庫中清退。各地要建立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統計監測體系，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對接近或超出10%紅線的地區，要進行風險預警。

　　就算有著10%上限的財政控制，但是PPP的大潮還在繼續向前推進。

　　難以控制的速度

　　金永祥發現了PPP外部環境的變化，就琢磨要進行策略調整，他要控制公司的發展速度，把發展速度降下來。“必須要控制發展速度，但是實際上這速度很難控制。”金永祥說。

　　當金永祥想控制速度時，公司的規模已經接近500人，要把公司每年50%的業務增速控制住確實不易，由于PPP業務發展太快，金永祥在壓人以后發現，有些項目干不過來了。

　　金永祥發現，在那些做不過來的項目中，一些是前期做爛的項目，還有一些縣市級的項目也出現了。這些新變化讓金永祥更加謹慎。

　　金永祥告訴記者，現在80%的業務來自老的客戶和客戶之間的推薦。因為價格問題，金永祥認為他的公司在新的項目上，競爭力優勢并不明顯。

　　在這次PPP大潮中，涌入的不僅是項目和資本，還有大量的咨詢公司，一些公司拿到PPP項目的咨詢業務，靠的就是低價中標。但有些中介公司會將項目做砸，政府就要重新選擇中介公司，這已經成為影響PPP項目落地的一個日漸明顯的問題。“真正新增的業務，是那些以市場方式進行選擇的項目。此前有一個項目，地方政府由于我們提供的報價高而選擇了價格更低的咨詢公司，但后來項目做得不順利，又重新找到我們，價格當然是以市場方式來商定的。”金永祥告訴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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