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故居的存留問題，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與熱議。筆者認為，對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與思考，對于深化中國社會對文化遺產的認識、突破權威遺產話語的束縛具有重要價值。

引起爭議的新加坡李光耀故居（中國風景園林網配圖）

　　李光耀故居存留與否需要放在新加坡建國歷史的背景下去考慮。李光耀是新加坡首任總理，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獨立并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這處舊居見證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創立，雖然尚未有遺產之名，但絲毫不影響它一旦被利用起來，將在新加坡發揮強大的社會功能。然而，李光耀生前接受采訪時曾明確表示，沒有必要保留這一舊居，它將影響到周邊居民能否修建高樓，進而影響周圍居民的權益，因此舊居應當拆除，用老照片等作為回憶之用。

　　事實上，哪些是遺產往往是由行政力量結合專家知識認定的，但尚未列入保護名錄的重要遺產點比比皆是，它們同樣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遺產界學者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認為，19 世紀末以來，一種源于西歐的權威遺產話語，主導了我們對遺產的言說方式。這種話語青睞某些物質性的、紀念碑式的東西，認為它們具有內在的價值，需要保護起來。文化遺產的價值是由部分學科的專家通過自身的學科知識賦予的。對于同樣一處遺產點的價值，不同的人解讀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由此可見，李光耀故居不僅僅是一所舊房子，不同的人對其可能賦予了不同的價值，對其被利用后帶來的社會效應也有不同的認知。不管是對李光耀逝世一周年的紀念， 還是李光耀故居本身，本質上都是對過去的利用，將對當下產生重大影響，區別在于前者是周期性的，后者如果保留將是永久性的。

　　正如遺產界學者大衛哈維(David C. Harvey)所言，遺產并不只是靜止的物體，它是一個文化過程，不斷地被制造出來，以適應當下的社會需要。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等學者認為，源于19 世紀后期歐洲的遺產話語與思維，將遺產僅僅看成是脆弱的、需要我們原樣保護的物質性的東西，導致了我們以一種靜態的、停滯的思維看待遺產，將其化石化，剝奪了當代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遺產話語與思維在20 世紀中后期隨著遺產熱蔓延到全世界。

　　在這種遺產話語產生之前，不同文化對于遺產有多樣的思考與認知。在中國，歷來有重視文化遺產利用的傳統。《論語·堯曰》記載了孔子與弟子的對話：“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其中的興滅國、繼絕世，是指消滅一個國家時也不斷絕它的祭祀，而是允許其建立宗廟、延續祭祀以爭取民心。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談到，“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其中的“補敝起廢”就包含了修復遺跡的內容。

　　20 世紀以來，中國文化遺產界不斷受到源于西方的權威遺產話語的影響。由第一批留學西方的學者引入的原真性、“突出普遍價值”等遺產思維進入中國并不斷得到強化。雖然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不容忽視的是，一系列源于國際遺產界的遺產言說方式（如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可移動文物、不可移動文物等） 被不斷模仿、內化，致使許多融物質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于一身的遺產、遺跡在實踐中被人為割裂。以筆者研究的孟廟為例，它固然是明清時期的古建筑，更是中國悠久的文教傳統的載體，集物質性與祭祀禮儀于一身。但在權威遺產話語影響下，人們的視野里仿佛只有其建筑學價值了。盡管對遺產利用的聲音開始出現，但往往只看到了其經濟價值，大力發展遺產地旅游，甚至對遺產過度利用，遺產在教育，文化傳承，凝聚社區、地方、國家認同等多方面的潛力被忽視。中國自身的遺產言說方式與遺產利用傳統似乎已然淡忘了。

　　李光耀故居的爭議顯然不僅限于遺產的物質性與遺產的保護，它啟示我們遺產的利用同樣重要。《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將“保護傳承文化遺產”列為重點任務之一，這就需要我們突破既有的遺產思維與遺產話語，從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去認識、保護、利用文化遺產。只有接續自身的遺產認識和利用傳統，同時對國際上的遺產話語深入思考、兼收并蓄，方能肩負起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