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也一樣，許多歐美留學生告訴我，他們在中國到處旅游，很開心，可是一到上海，見到外灘帝國時期的歐洲建筑，他們就想家了——外灘，喚醒了他們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觀和文化記憶。今天的上海市政府很聰明，將外灘帝國風格大廈全部騰出來開放給外國人，就是滿足并利用人家的心理景觀，讓他們一面做著帝國舊夢，一面把錢挖出來，在今天的上海做生意。

　　可是人的心理線索很復雜，既通向熟悉親切的，有認同感的歷史景觀，又會迷失在異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觀。一百多年來，中國持續發生劇烈的西化和現代化運動，中國的城市和建筑發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景觀變化，中國人心理景觀中那條源遠流長的大線索，開始模糊、混亂、斷裂，到了今天，我們幾乎找不到自己的線索了。

　　還是以我作例子：我生長在當時中國境內最摩登、最西化的上海市，幼年少年時期的心理景觀，絕大多數是西式建筑，而不是民族建筑。青年時期，我忽然去農村，去西藏，農耕社會、農牧社會構成我另一部分心理景觀。之后，我去紐約，并在這個全世界最摩登最現代的城市里一住十八年，到了中年，忽然，我“發現”了蘇州園林的“美”。

　　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心理景觀中的文化差異非常沖突，非常矛盾——外國留學生看見外灘會想家，我現在看見外灘卻想起紐約：論地點，紐約是我的家，論文化，不是我的家。而蘇州園林呢，論地點不是我的家，論文化，卻是我的家——我在蘇州園林看到了江南民族世世代代的家，雖然我從未在這樣的家園居住過。

　　這就是一個現代中國都市人的“心理景觀”，認真說來，我的心理景觀患有嚴重的“文化分裂癥”。

　　現代中國另一巨大的群體，就是農村人口。他們未曾離開本土。如果他們活在明代清代，會理所當然接受并欣賞中國留存千年的歷史景觀，但他們處在空前的現代化過程中，心理景觀就出現劇烈的沖突，也患有嚴重的“文化分裂癥”。

　　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來華東華南地區的農村建筑。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稱為“迪斯尼風格”的尖頂偽洋樓，在密密麻麻金光閃閃的偽洋樓周圍，是江南農耕生活的日常形態，養著雞鴨豬狗。諸位再看看全國各地的鄉鎮建筑，廣大農民再也不愿看見破磚爛瓦，不愿意整天看見泥土。他們用廉價的玻璃貼面或瓷磚墻瓷磚地裝配自己的家園，他們要在本鄉本土住洋樓，至少局部實現他們心理上的“現代化”與“都市化”景觀。

　　請諸位想像：在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當地農民會不會競相起造中國式或日本式房屋，然后坐在里面吃面包、涂奶油、啃牛排？

　　可是，上海一城九鎮計劃，北京周邊開發計劃，正在干這樣的事情。他們有計劃地摧毀郊區的鄉鎮歷史生態，將那里變成縮小的迷你型偽英國、偽法國、偽荷蘭、偽意大利，加上偽美國。我在美國各地看到的各種當地地名，如橘縣、蘇荷、上東城、曼哈頓、時代廣場、公園大道等等，最近幾年被命名為北京各個新建小區。

　　一句話，我們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將中國變成外國，變成歐美。

　　為什么呢？就因為我們患了嚴重的“文化分裂癥”，我們的“心理景觀”處處來自西方，指向西方。我們斥資億萬元制造的偽古典民族風格建筑群，以及保留不拆的一級文物古建筑，恐怕也是為了吸引西方，而不見得因為是我們在文化上“想家”了。

　　經常有人反駁我：難道不要建設？不要發展？難道我們就該像從前一樣過下去嗎？這就像小孩子看電影老是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無法回答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路，諸位有什么好辦法來回答，請告訴我。

　　歐洲各國也很古老，也要建設。前年我到巴黎郊外瞻仰印象派老巢楓丹白露，米勒柯羅筆下19世紀田園風光不見了：高壓電線、高速公路，看不到一個農民在種田。可是印象派元老的故居完好如初，小鎮和兩百年前一模一樣。老畫家盧梭的故居正在維修，那兩百年前的老房子擱在中國，絕對拆毀，可是人家在維修。人家的文化線索沒有斷，人家的心理景觀，處處牽連著歷史記憶。

　　在這種記憶中，我看見，一個民族的“美”是有標準的，有線索的。所以，問題不是要不要建設，而是怎樣建設。不是不要新景觀，而是這種景觀出于怎樣的心理。

　　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人不惜代價為了一件事：中國要轉型、要西化、要強大。它的代價是：我們的文化線索從那時開始紛亂，斷裂，我們的心理景觀，開始一步步西方化。

　　說到這里，應該說到幾位關鍵人物：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還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李鴻章精通洋務。他穿著清朝朝服，家里是西式家具。他抽著雪茄和歐美各國銀行家談判，同時要曲折暗示滿朝文武：不西化，中國沒有出路。

　　康有為呢，公車上書之前，他就在廣州和上海租界親眼看到洋人怎樣修建道路，起造洋樓，管理市政，他知道，中國不改良，沒有出路。

　　孫中山在廣東長大，廣東是當年最先進、最西化的區域，用廣東話說，他從小就是典型的“西崽”，他在美國接受教育，他的心理景觀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完全看不慣又老又土的舊中國。

　　以上幾位人物，是“心理景觀”最早西化的先驅。可是他們要面對大清帝國和幾億愚民，怎么辦呢，要么割讓地盤，讓一些地區先被殖民，先西化，要么起來革命，用強權推行西化。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由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初步完成了由帝制轉型共和的歷史使命，越來越強大，越來越西化。過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國的“二次現代化”程度，已經和意大利等先進國家扯平，中國的自主、強大、小康社會、經濟成長，都大致不成問題了，可是我們忽然發現：生態環境發生大問題，城市的建設和景觀發生大問題，于是有不少蒼蠅飛出來叫喚。

　　但是毛主席早在50年代就批判過這些蒼蠅。

　　1957年“大鳴放”，張奚若批評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總結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這“既往”二字，就是指歷史，“未來”二字，就是指西化。取張奚若這十六字來說今天的城市建設，照樣準確，只是今天的高官層沒有張奚若這樣的人來說話了。

　　但毛主席當年怎么說呢？他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說：“不好大，難道好小？不喜功，難道喜過？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在這里，毛主席將中國整個歷史簡化為“小腳”和“辮子”，是典型五四運動的激進思路和激進話語，甚至和洋人看中國的角度一樣。但毛主席下一段話非常有意思，值得好好琢磨。他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島長春的房子就好。”

　　諸位想想看，北京什么地方？元大都是也，距今八百五十年。開封什么地方？漢朝的古都，距今兩千多年。而青島的房子呢？德國殖民者蓋的。長春什么房子呢？日本和俄國殖民者蓋的——毛主席是晚清光緒年間生人，到了1911年清朝覆滅，他十八歲，十年后參加建黨，也才二十八歲。大家想想看，在一個渴望革命、立志建立新中國的青年農民心理景觀中，北京開封的老房子，怎能和青島長春的洋房比！而這種青春記憶，一直到毛主席六十多歲時還跟著他，使他說出這番話。

　　毛主席還私下對他的醫生說：“我不是蘇聯派，我是英美派。”他后來要全中國大煉鋼鐵，“十五年趕上英國”，說明他在乎英美，他后來與蘇聯絕交，與美國握手，除了是冷戰格局中的大手筆，還說明他私下說的是大實話。

　　大家不要忽略這些話：它證明毛主席不像后人評價的那樣，是個湖南老土，拒絕去西方開眼界。至少，在最近公布的關于青島長春的話，非常生動地說出了毛主席關于城市建設的“心理景觀”。用民間的俗話說，毛主席其實很洋派。

　　當然，那是中國本土心目中的“洋”，他對青島長春的觀感，就是他一廂情愿的“心理景觀”。可是在北京城市規劃中與毛主席唱對臺戲的梁思成、陳占祥、華攬洪是一群什么人呢？他們去歐美留學時，也是二十郎當的小伙子，眼界可不是青島長春，而是整個歐美。在歐美，他們一方面領教了西方的歷史觀，另一反面，由西方歷史而深刻認識到中國歷史的可貴，認識到北京的偉大——

　　梁思成寫道：“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則上遵循隋唐長安之規劃，清代因之，以至于今，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都市之最偉大者。”

　　丹麥學者羅斯繆森說：“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觀之一，它的布局勻稱而明朗，是一個卓越的紀念物，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

　　美國建筑學家貝肯說：“在地球表面上，人類個體最偉大的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它的設計如此杰出，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豐富的思想寶庫。”

　　美國規劃學家亨瑞·丘吉爾說：“北京的城市設計像古代銅器一樣，儼然有序而巧為構圖。”

　　好了，像這樣一種心理景觀，與毛主席的心理景觀，這樣一種歷史觀，與毛主席的歷史觀，當然發生難以調和的沖突。而這種沖突的內核，不在雙方怎樣表述，而是在心理層面。可是梁思成他們的權力，怎能和毛主席較量。在城市規劃的大見解、大思路上，這是當年海歸派與本土政權之間深刻的矛盾與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