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惡化造成的損失不斷增加

　　這些成就不足以讓我們自滿，因為環境惡化不斷阻礙實現社會和經濟發展目標。人們不斷認識到空氣污染給健康帶來嚴重影響，尤其是對兒童和嬰兒，可能導致嬰兒死亡率上升、先天畸形和認知功能受損（Currie和Vogl2012,Currie和Neidell2005,Padulaetal．2013）。中國空氣污染造成的嬰兒死亡率驚人的高。盡管人均PM10濃度年均值在降低，其影響還在不斷擴大，這主要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與本世紀初相比，2010年城市人口增加了2億多。據估計，在中國的城市，盡管空氣中的PM10濃度平均降低了25％（Chengetal．2013），但空氣污染造成的過早死亡率在2001年至2010年間還是從41．8萬增長到51．4萬。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疾病負擔最新研究估計的2010年中國過早死亡人數更高，為120萬人（HEI2013）。相比之下，水污染影響的調查不夠仔細。水污染與中國癌癥發病率的增高有關。例如，隨著水質降低一個級別，消化道癌癥發病率增長了將近10％（將水質劃分為6個級別）（Ebenstein2012）。

　　高死亡率和其他健康問題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根據計算方法的不同，估計空氣污染導致的健康損害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會在1000億美元到3000多億美元之間波動。新的研究還發現，污染對生產力也會有影響，因為在嚴重污染的地方，工人會更經常請假。一項在加利福尼亞州做的研究甚至表明，城市地區污染會對附近農場工人的生產力造成嚴重影響（GraffZivin和Neidell2012）。將臭氧標準降低10PPB，農場工人生產力增長了5．5％，高效率相當于帶來7000億美元的收益。由于中國的污染更嚴重，因此影響也更大。作為一個新興高價值農產品出口國，中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向往無污染的農業。此外，根據實驗研究證據——在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支持下——環境質量低會影響移民決定，受污染的城市可能無法吸引高技術工人和專業人士。隨著收入增加，生活質量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渴望更加清潔的環境。李克強總理呼吁政府更加透明，并加強公眾監督，以此來改善環境質量，他還警告說，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不會令人們滿意”（Kostka2013）。更好的環境質量無疑會使中國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事實上，所有工業化國家都經歷過過度污染的階段。即使是環境質量很好的城市在幾十年前也曾遭遇同樣的環境問題。倫敦1952年的“煙霧”事件可能在12月份的4天內就導致10000多人死亡。洛杉磯的煙霧水平也從20世紀70年代降低了70％，高臭氧濃度提醒天數也從184降到幾乎為零。東京的空氣清潔計劃也以富士山能見度為焦點。在20世紀60年代，一年中只有20天能看到富士山，而如今，這個天數超過130天。但是，與之相比，中國的經歷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考慮到中國的人口數量、經濟規模和結構以及發展速度，中國的環境問題要比其他國家更復雜。但是也存在后發優勢。中國可以向其他國家吸取經驗、學習技術，可能會比之前的國家更快治理好環境問題。過去幾十年中，大多數對空氣污染來源、影響和減排措施的研究都來自北美和歐洲，這些都可以在中國快速、低成本地應用。有些技術和管理方法已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國自己也研制出一些解決辦法，可以與面臨同樣挑戰的國家分享。

　　相比其他國家而言，中國實行綠色城市化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發生在中國一個城市的事情，其影響絕不會僅限于該地區，它甚至不僅僅局限于中國境內。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的空氣污染經常會影響到鄰國（比如韓國和日本），污染物可以通過氣流傳播幾千英里。北美和歐洲的歷史累計排放量仍然比中國大，但是，根據國際能源署數據，中國人均燃燒排放二氧化碳量在2010年是5．4噸，仍然在不斷上升，并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達到歐盟平均水平。

　　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污染很大一部分源于那些在發達國家被淘汰的污染工業。有估計認為，中國1／3的能源消費和空氣污染來自出口（Weberetal．2008）。盡管制造業比之前更清潔了，但是由于出口額的大大增加，中國制造產品出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1世紀急劇上升。總的說來，這些趨勢對中國及其貿易伙伴來說還是有利的。歐洲和北美能夠獲得廉價貨物，實現綠色生產，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國內經濟，迫使國內經濟轉型。中國方面，工業化幫助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脫離了貧困，但是也給城市帶來了嚴重的污染，這些城市當時較低的環境標準是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服務和消費可以減少污染。另外，全球模式在中國境內重演，沿海省份現已成為內地隱含二氧化碳的主要進口方（Fengetal．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