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已經為中國數十座城市做了城市規劃，最令他欣慰的是廈門和揚州。“沒有大幅改動我的方案，揚州市的一位領導總是強調之后的調整不能和這份規劃相違背，”談到揚州市日后的城市發展基本按照這份規劃進行，劉太格備感欣慰。“廈門的方案是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做的，現在城市的基本形象還認得出來，許多新加坡人去廈門旅行，發現像是沒有離開新加坡一樣。”不過，這樣令人滿意的合作項目并不多見。

　　“規劃”是新加坡在分享城市建設經驗時最常提到的詞匯，在全球城鎮化浪潮洶涌的年代，城市規劃已經成了新加坡向世界推薦自己的名片。憑借這張名片，今年6月，新加坡成為2014年世界城市峰會主辦方，邀請來自世界各地130個城市的市長齊聚新加坡，分享市長們的困惑和體會。這次世界城市峰會上，中國是無法繞開的案例。

　　此間，由新加坡政府頒發的第三屆李光耀世界城市獎，被中國一座既非政治中心，又非經濟中心的蘇州市摘取，這座二線城市的市長周乃翔頻頻登上演講臺，向不同膚色的市長們推介蘇州經驗。這是蘇州市歷經近三十年，三輪修編總體規劃的成果，也是中國六百余座城市經驗教訓的總結。

　　中國過去兩位數的經濟增速是六百余座城市聯合發力的成果，中國政府出臺新一輪城鎮化規劃后，各城市開始籌劃各自的規劃，為招商引資爭取空間，做好經濟再次騰飛的準備。

　　中小城市厚積薄發的同時，大城市積累下來的問題正在阻礙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問題成為市長們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如果基礎設施做得對，能為城市建設節省很多成本，交通擁堵、城市污染會讓GDP大受傷害。”世界資源研究所CEO兼主席安德魯·斯蒂爾（Andrew　Steer）說道。

　　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發布的研究報告，2015年，全球排名最前的600座城市將以20%的世界人口承擔全球60%的GDP增長。正在急速增長的城市即便有著不同的政策環境、社會環境，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問題幾乎不分國籍、不分地域地存在著。

　　然而，不論“綠色城市”的概念，還是“智能城市”的概念，都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這些都是需要花錢的，我考慮的是怎么吸引更好的項目，怎么充分利用土地，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市長不無擔憂。

　　提到土地利用，僅有700余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最有發言權。為了平衡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新加坡建設了大量的“空中花園”，樓頂成了休閑娛樂的好去處。和其他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不同，為了增強城市的空間感而不顯局促，樓宇的布局高矮參差不齊。“在新加坡，沒有可以遷移的土地，也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競爭感更加突出，”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許文遠說，“這給了我們教訓，要量入為出不浪費資源，為困難的時候做準備，我認為要保持經濟開放的姿態，人才和創意才能不流失，才能開拓新的國內市場。其次，要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另外，政治要保持誠實。”“我們面對的問題源于城市，但城市也是提供解決方案的起源地，”南洋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杰弗里·韋斯特（Geoffrey　West）說，“我們必須認真考慮城市發展中的普遍性問題，而不是城市各自思考各自的問題。”“做全域性的城市規劃，規劃要有預見性”成為世界城市峰會市長閉門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想要實現城市的宜居性和經濟發展，必須做好具有長遠眼光的城市規劃，”蘇州市市長周乃翔說，“城市發展必須嚴格遵守城市規劃，同時在執行時，考慮環境因素并聽取居民的意見和建議。”

　　在全球城鎮化浪潮中，現有的基礎設施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口增長的壓力。“空氣污染、水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城市經濟發展的噩夢，”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許通美（Tommy　koh）說，“同時，城市也提供巨大的機會，城市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聚集著最具創造力的人群。”

　　新加坡已經把城市規劃一一量化，正在完善的發展總藍圖中重點提到，90%的居住人口可以在400米以內到達一片綠地。在新加坡，具體到學校、醫院等分布的藍圖會進行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的重新探討。“所有的改動都要經過法定程序，”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建設規劃署署長黃攸寧告訴經濟觀察報，“任何規劃的調整，無論大小，都要通過總體規劃委員會批準，再經過部長簽字后才能生效。”

　　不過，劉太格認為，規劃的科學性是嚴肅性的前提，否則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劉太格已經走訪了中國二十多座城市，“想要解決大城市的問題，可以從中小城市入手，做好中小城市的規劃，形成吸引力，可以緩解大城市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的城市規劃還有廣闊的發揮空間，不過，令人不解的反復修改讓他有些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