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民眾，需要知道他們的利益和期許。

　　“為遺址保護所作出的努力和犧牲是不能僅僅用金錢來計算價值的。站在人類歷史的緯度，它是對文明的尊重；站在社會發展的角度，它是時代的選擇；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它則帶來生活改善的可能。”陜西省文物局副巡視員周魁英說。

　　絲綢之路申遺成為當地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的契機。對于這一點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建設無疑有標示性意義。曾經大明宮能夠進入人們眼簾的是建材市場興旺的買賣，以及1973年黃河決堤后，移居到西安的逃荒者漸次建成的凌亂民居。隨著大明宮遺址大規模保護項目的啟動，10余萬道北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未央宮遺址區完成土地整理1.15萬畝，清理垃圾320萬方，栽植樹木5萬余棵，播撒草籽260萬平方米。對被搬遷群眾進行安置補償，使群眾實現財產性收入和現金性收入雙增長。更重要的是，在群眾滿意的微笑中再現了歷史上那座偉大的宮殿。

　　為了保護張騫墓，城固縣政府對97戶居民重新安置，極大地改善了張騫墓的保護環境。彬縣政府按照文物保護要求，對大佛寺石窟廣場進行了改造和綠化美化、鋪裝改造了明鏡臺臺面，并將影響大佛寺石窟保護的312國道改線，保障了遺產的安全。

　　從“對話”開始，到正在召開的多哈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的期待。絲綢之路跨國申遺用最恰當的表達完成著與世界的溝通。

　　創新之路，創造性工作為世界遺產保護帶來新理念

　　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編纂的《關于文化線路的國際遺址理事會憲章》將新型文化遺產類型“文化線路”視作一種歷史現象，為其構架出一個“以創新的科學觀點建立起不同遺產類型之間新的關聯，提供了一個多邊的、更加完整和準確的歷史圖景”，以期在這一聯合系統中，借助所有組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揭示出更高層次的遺產價值、提升它們的意義。

　　“以創新的觀點建立起不同遺產類型之間的關聯。”《文化線路憲章》清晰地闡明了絲綢之路申遺所需的創新理念。

　　創新，首先是對這條道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整體性思維。

　　“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經河西走廊、出玉門關、至天山南北、達楚河流域、至塔拉茲的這條線路，串聯起中國的洛陽盆地、關中盆地、河西走廊、天山山脈遺跡中亞的七河地區等地理環境因素，以及留存至今的自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沿途中心城鎮、宗教傳播、商貿聚落、交通及防御體系，這是歐亞大陸間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交流。

　　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時提出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今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論壇上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促進文明互鑒”。

　　跨國、跨省申報線性文化遺產是對世界文化遺產思維向度的貢獻，更是中華文明國際話語權的表達。

　　創新，是對中國的古代遺址的創新性保護。

　　中國式古建筑多采用磚木結構，幾百年后主體部分就蕩然無存，只留下臺基和夯土層。這與歐洲石頭建筑相比，難以給游客一個直接視覺沖擊。歐洲遺址不論是羅馬古城還是龐貝城，總能見到屹立的石柱、石墻、時刻，而中國的遺址多是一層層黃土。按照國際古遺址理事會的規定，遺址上不能復建、重建任何建筑。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展現那些逝去的輝煌？

　　我們創造性地發明了基于黃土遺址的保護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整套基于民生的保護理念讓遺址有了長久的生命力。

　　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說過，“大遺址是所有文物的龍頭。文物工作歸根結底是四個字：保護、利用。可見如果僅僅是保護而忽略利用，不僅遺址是死遺址，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會背上包袱。

　　如何讓大遺址保護走向積極的發展式的保護？如何讓保護與利用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城鄉基本建設相結合；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環境改善相結合。“四個結合”是陜西大遺址保護的基本觀點，也構成對絲綢之路上的文物保護與發展的完整生態鏈。在具體的實踐中，陜西省更是創造性的探索出了適合于不同類型大遺址保護的運作模式：“國家公園模式”“集團運作模式”“市民公園模式”“市民公園模式”“退耕還林模式”。在這些模式的運作下，大遺址完全融入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老百姓也得到了最大的實惠。

　　世界上存在一種通用的文化符號系統，絲綢之路申遺就是中國人在自己思維方式的基礎上用通用的文化符號系統表達對世界文明的態度。

　　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項目將接受嚴格鄭重的審議。對于陜西，那一刻將是27年希望的華麗轉身，從民族文化遺產到世界文化遺產。歷史用一種巨大的力量讓今人的夢想有了最具有價值的解釋和支撐。當古代絲路的輝煌記憶成為世界遺產的同時，它也為今天的陜西乃至中國描摹了一種可以達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間。在這條跨越千年的道路上必將成就更多的榮耀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