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所承擔了北京市產業布局研究課題，提出疏解中心城區功能，終止城市建設“攤大餅”的進程，在四環至五環之間構建生態圈，在五環之外建立城市新區。但這些建議并沒有被完全采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下稱《總體規劃》）雖試圖改變單中心城市結構及“攤大餅”擴張模式，但該規劃提出，構建“兩軸”（沿長安街的東西軸和城市中軸線的南北軸）“兩帶”（東部發展帶和西部生態帶）“多中心”這一新的城市空間結構，而所謂“多中心”即是中關村、CBD、金融街、奧運村等，仍然聚集在中心城區內。該規劃雖然提出“加強外圍新城建設，中心城與新城相協調”，但外圍新城由于數量過多，投資環境不好，并未吸納更多的產業和人口，而中心城區的功能卻進一步聚集。2005年1月，該《總體規劃》獲國務院批復之后，北京市對舊城內被暫停的131片危改項目做出調整，決定35片撤銷立項，66片繼續組織實施，30片組織論證后實施。這些項目仍沿用高強度開發模式。

　　2013年2月，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調整的實施效果與戰略思考》指出，《總體規劃》實施幾年來，全市人口增量的60%，經濟增量的73%，城鎮建設用地增量的50%仍集中在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心城區，中心城區仍是全市人口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承載區。中心城區既有的城市功能不斷膨脹，單中心問題更加棘手。

　　與此同時，北京由內向外的圈層蔓延也不可遏止。據有關部門調查，2000年至2010年，北京人口增長的空間聚集與擴散并存。中心城區的人口持續加密，三環路和四環路之間的人口密度增量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增長近0.5萬人；四環路和六環路之間人口進一步填充，共增長約420萬，成為人口總量增長的主要區域，占總增量近70%。

　　北京城鄉建設用地仍然呈現圍繞中心城區圈層蔓延的態勢。2011年的衛星解譯圖顯示，北京五環路之內的空間已被基本填實，“城市大餅”正在向六環路攤去。

　　進城上班、出城睡覺，成為許多北京人的生活常態，交通大潮由此掀動。2013年3月8日，北京地鐵日載客100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且成常態。這意味著北京每個月的地鐵載客量可達3億左右，接近美國全國人口總數。

　　京津冀規劃的前世今生

　　記者：最近10多年來，北京單中心城市結構及“攤大餅”擴張模式不但未能改變，反而愈演愈烈，那么，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規劃卻為何遲遲難以出臺呢？期間經歷了怎樣的嬗變？

　　肖金成：事實上，所謂“京津冀一體化”之說最早出現于1982年。然而，京津冀經濟合作的設想直到2004年才提到國家層面。該年4月份，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在河北廊坊召開京津冀區域合作會議，三省市發改委的領導及河北省各地級市的領導參加了會議，會后發表了《廊坊共識》，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京津冀經濟合作拉開了序幕。

　　2006年，國家發改委正式啟動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的編制。當時編制規劃的動員大會是在唐山召開的。之所以選在唐山，是因為歷史上唐山的發展水平和地位均比較高，與京津差距并不是太明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唐山和京津就不在一個層面上了，與兩市規模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語。

　　那次動員大會提出，用一年時間完成規劃編制。當時規劃范圍是“2+8”。“2”指北京、天津，“8”指河北省除南部的邯鄲、邢臺、衡水外其他8個地級市。

　　當時的背景是，國家“十一五”期間要推動區域規劃的編制，計劃先搞四個試點：京津冀都市圈規劃、長三角城市群規劃、成渝經濟區規劃、東北地區規劃。第一種類型是都市圈，就是以北京、天津為核心，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第二種類型是城市群，最初確定的范圍僅包括長三角16個城市；第三種類型是經濟區，包括成渝經濟區和東北地區。

　　四個規劃試點幾乎同時啟動，其中東北地區的規劃于2007年編制完成并獲得批準，長三角城市群規劃和成渝經濟區規劃于2010年獲得國務院批準。而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直到“十一五”規劃期末也沒有被批準。“十二五”規劃中，京津冀都市圈規劃已不知所蹤，代之以“首都經濟圈”。

　　記者：“十二五”關于首都經濟圈是怎么規劃的呢？

　　肖金成：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提出推進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重點推進河北沿海地區、江蘇沿海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等區域發展，建設海南國際旅游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