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補償制度缺少硬約束

　　《21世紀》：在前兩種生態補償之外，我國還存在專項生態補償。您如何評價我國的專項生態補償制度？

　　潘碧靈：就專項生態補償而言，主要的問題是標準偏低，影響積極性和生態修復。如當前生態公益林補貼標準遠低于林地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一畝森林按照20年的主伐期計算，每一畝可以實現收入2000元，但是按照國家現在的補償標準，經營20年只補償200元，相差太大，導致很多林農不愿意納入國家生態公益林的范圍。

　　《21世紀》：生態補償制度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探索，20多年過去了，為什么還存在這么多問題？

　　潘碧靈：生態補償管理體制涉及面廣，綜合性的管理部門有發改委、財政、環保等，專項生態補償管理部門有農業、林業、水利、國土等，現各部門之間缺乏整體協調，綜合管理誰來牽頭也不是很明確，各有關部門工作和管理的要求也不是很明確、嚴格，嚴重影響了生態補償工作的推進和開展。

　　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立法。目前，我國還沒有生態補償的專門立法，現有涉及生態補償的法律規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盡管國家發改委從2010年開始牽頭組織起草《關于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和《生態補償條例》，但至今尚未出臺，已經滯后于形勢的需要。有關部門出臺了一些生態補償的政策文件和部門規章，但其權威性和約束性不夠。

　　重新設計生態補償制度

　　《21世紀》：您對生態補償制度的改革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潘碧靈：生態補償是一個系統工程，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制度建設，需要頂層設計。首先，國家需要盡快對生態補償做出整體部署，出臺生態補償政策法規。通過完善政策和立法，建立健全生態補償長效機制。要加強立法，搞好頂層設計。

　　其次，擴大生態補償范圍。對生態環境狀況和生態資產進行全面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確定進行生態補償的先后順序，將有限的補償資金合理分配，提高補償資金的利用效率。對大氣環境、耕地和土壤環境等有重要保護功能的區域，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等具有生態敏感性的區域，以及部分生態功能價值較高的限制開發區納入生態補償的范圍，完善生態補償領域。

　　再者，生態補償要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安排，在財政預算安排中增設相關科目，并盡量提高補償額度。中央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特別是中西部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礦山環境治理恢復責任機制，加大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保證金征收力度。完善森林、草原、水、海洋等各種資源費征收管理辦法，加大各種資源費中用于生態補償的比重。推進煤炭等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研究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適當調整稅負水平。適時開征環境稅。加大水土保持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的籌集力度。

　　《21世紀》：在生態補償的系統設計中，補償方式也值得進行多元化探索，因為目前的生態補償主要靠財政資金。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潘碧靈：我們應該建立政府統籌、多層次、多渠道的生態補償機制，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在加大財政生態補償力度的同時，要充分應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探索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積極推進資源使（取）用權、排污權交易等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模式，引導社會各方參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