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是北京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根基。北京市政協委員唐兢多年來一直關注北京舊城保護，幾十年來，她眼看著身邊的四合院在慢慢消失，心痛不已。唐兢呼吁，應再加大保護四合院力度，考慮制定“零拆除”的剛性政策。

　　老北京城的保護是個歷史問題。一旦在文化上定義了“歷史問題”，責任總是落在了“前人”的身上，因為板子落下會傷現在的人，所以沒有人會真正意義上追責；因為板子落在“前人”身上有失雅度，也沒有人會抱怨“前人”，老北京“保護”淪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偽命題。

　　從北平變為北京，就開始了城市與意識形態捆綁后的各種文化絞殺。舊的文化創造了舊的世界，所以北平的“舊”被推倒，直到消失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新的世界必然需要新的文化，北京城的每一步變化都是有“新文化”作為由頭，“城市變革就是城市進步”一旦成為無可辯駁的邏輯時，任何阻礙城市變革的言行都可能被“歷史進步的車輪碾碎……”——很不幸，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凡在北京居住50年以上的人都清楚，在過去的50年里，大量四合院消失了。”

　　每每提到北京城胡同保護時，總是繞不開陳凱歌曾經拍攝的短片《十分鐘年華老去之百花深處》。百花深處作為北京胡同的名字，其美，不在曾經有多么令人神往，而在于它的消失。陳凱歌用他對北京城的情感，借助一個瘋子描述了一個消失了的胡同里的生活狀態。北京城里的胡同，就像電影里百花胡同的風鈴，存在于每個居住胡同里的居民耳朵里，拆掉了，卻留在了北京人的記憶里。

　　顧城有一首《題百花深處》的詩，“百花深處好，世人皆不曉。小院半壁陰，老廟三尺草。秋風未曾忘，又將落葉掃。此處勝桃源，只是人將老。”北京胡同的消失與北京本地人的記憶有關，卻與北京的文化無關。每一個時代的文化都有理由讓之前承載北京歷史、文化的建筑消失掉，北京人有記憶，卻沒有了自己的文化。

　　最近，互聯網的微博上到處轉載著一條關于北京人對“北京”和“首都”的文化上的定義。很多出生于北京的80后們認同于1990年代的“北京是北京”，卻認為2000年后是“首都”。在名詞上的糾結實際上是對城市文化和城市本身的認同感出現了極大的距離。就像日本人曾經公開宣稱宋朝之前的才叫“中國”，之后的統稱為“支那”。在文化上的判定意味著整個價值體系的坍塌。

　　陳凱歌的《百花深處》更像是一個預言：在最有文藝氣質的北京胡同消失后，陳凱歌心中的胡同雖然永存，卻已經是一座死去的城市。只有胡同的名字還留著城市的地方志上，胡同已經消亡了。

　　“零拆除”的剛性政策更有點像當年辜鴻銘在民國時期留著的小辮子。文化上最后的象征意義遠比實際意義要大得多，北京胡同消失一半兒的說法應該是很保守的，老北京城的文化價值體系都崩塌了，留下毫無生氣的胡同也是一種象征的話，如果能夠安慰活著的北京人，那就留下吧，但對于有權決定城市建筑生與死的管理者們，又有誰會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