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總跟人們講歷史，拆掉歷史街區、歷史建筑，對您這樣的歷史學家有什么影響？

　　侯杰：我研究的是中國近代史，對天津城市史特別關注。1860年天津開埠以后，列強入侵，在海河兩岸建立租界。天津曾有九國租界。這里集中了各式各樣的中外建筑，是活生生的“萬國建筑博覽會”，這是天津成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國看天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各地游客來天津，除了吃“狗不理”包子、嘗“耳朵眼兒”炸糕，就是要逛逛“五大道”，看看小洋樓。

　　現在，我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要保護這些小洋樓，但在有的地方，它們還是慢慢消失了。這些建筑被拆掉之后，咱們再怎么說歷史似乎都缺少有力的依據。

　　在歷史上，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雍劍秋在天津建了一個西湖飯店。他過去一直僅僅被當成軍火商人，實際上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后，做了不少好事，像成立養真社、開展廢娼運動等等。我過去經常帶學生去看他的建筑，但這些年都不見了。

　　在歷史現場、老建筑里講歷史，跟在學校教室里講，是不一樣的。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一座歷史建筑更是勝過千言萬語。歷史建筑是有生命的。那些僵硬冰冷的水泥和木材因為有歷史人物的生活和歷史故事的發生而擁有生命。中國人是個歷史精神非常強的民族，人們關心自己、家庭、文化的來龍去脈。通過尋找歷史建筑，能增強人們對城市的文化認同感，提高幸福指數。

　　現在我上街，總會帶著相機，拍一些建筑。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是猶他州立大學的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說，他手里有的照片是我沒有的，那是他十多年前到天津時拍的。這些年里，有不少建筑消失了，真是無奈！

　　記者：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很多官員都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的文化資源。有的地方要建“中華文化標志城”，也有一些地方爭奪名人故里，甚至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的故里，也有人去考證。

　　侯杰：從表面上來看，名人故里之爭，是對文化資源的重視，但也隱含著某種利益追求。弘揚中國文化的心理大家都能理解和尊重，故意的惡性炒作就另當別論了。

　　至于把有歷史價值的建筑拆完以后，另造一條仿古街區的現象，簡直就是真古董不要，造假古董。很多官員搞拆遷，以為這樣可以補救。有時主政者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決策失誤，成為敗筆。拆掉的，不可再生了。歷史的這筆賬找誰買單？

　　記者：據說現在我國約有180多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很多地方建設地標性工程，不斷刷新“第一高樓”的高度。日本媒體近期報道，中國已經建成了10座以上高于日本第一高樓的建筑，還有大城市正在建造600米高的超高層建筑。您對此怎么看？

　　侯杰：中國人向上發展的愿望，最近這些年得到充分實現。前幾年比電視塔的高度，現在又爭建“地標”，價值究竟多大，值不值得這么做，恐怕真的要考慮。建高樓滿足了“城市形象”的簡單要求，但也要考慮老百姓呼吸在什么地方。像香港的中環確實高樓林立，但也不乏市井風情。

　　這些年，我們看到各種奇怪的建筑式樣都來到中國了。只考慮某個建筑的設計，不考慮整體環境以及與周邊環境的和諧，也會出問題。有的建筑很漂亮，設計也不錯，但接不上這個城市的地氣。“和諧之美”是很重要的，不要弄得驢唇不對馬嘴。

　　有些城市在強調統一規劃的時候，違反了規律。比如，天津正在整修街道商戶的招牌，不同類型的商店，招牌弄成一個樣子，弄得基本的廣告功能都降低了。臺北、香港吸引人的那些商業區，招牌林立，特色分明，不僅構成整體的區域特色，還散發出強烈的商業氣息，展現出城市的活力。商業社會有多年運作形成的模式和文化，應該尊重。

　　我贊成城市的大力開發，但在書寫新的歷史時，要給傳統的歷史文化一個合理的位置，千萬不要把歷史當成包袱。在城市品牌的塑造中，請中國文化學者參與其中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決策者應該充分尊重公共輿論，真正傾聽當地人、文化學者對保護歷史文化的肺腑之言。即便有些不那么順耳，也不能排斥。我認為，不論做什么，都應該有一點歷史知識。主政者有一點歷史知識的話，有些事情會做得稍微明智一些。城市怎么發展、怎么創造，有歷史規律。越是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時候，歷史經驗越是值得重視。